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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与“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添加时间:2017-06-26 13:32  所属栏目:法学论文 来源:人民检察 作者:王菲
  原标题:“德法合治”的传统内涵与当代价值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法合治”,以儒、法两家的“德治”“法治”为理论基础,经过不断的理论交锋和实践尝试,历经古代社会长期对德礼、刑罚作用的理性权衡,以汉代提出“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以及经义注律、春秋决狱等法律的道德化趋势为标志,传统社会“德法合治”得以确立,对今天亦不乏借鉴作用。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优秀法律文化的汲取,需要以现代法治为视角,进行历史性继承和创造,处理好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二者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一、“德法合治”的传统内涵及理论基础
  
  何为“德法合治”?仅从字面解构其含义,“德”为道德,“法”为法律,“德法合治”就是综合运用道德和法律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可简单概括为“德治”和“法治”的综合。我国从汉代以降,始终明确贯彻“德法合治”的治理主线,传统“德法合治”的内涵主要有:其一,治国方略层面的“德主刑辅”“礼刑并用”;其二,立法层面的引礼入法、礼法合一;其三,司法层面的春秋决狱、经义注律;等等。以“法”[2]作为治国方略的同时,重点强调道德教化的力量,亦强调统治者自身德性修养对社会风气的引领作用,通过道德的法律化或者说法律的道德化,倡导为正统价值观所认同的道德信仰和权威准则,实现理想和谐的社会秩序,其内涵丰富且特征明显,迥异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地区的法律文化。
  
  “德治”和“法治”思想,一直属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范畴,人们通常认为,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儒家看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正如着名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所言,“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道德教化的力量,收潜移默化之功”,[3]用教化改造人心,导人向善,使人知耻而无奸邪之心,是最积极、最彻底、最根本的办法。儒家“德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道论和人性论。儒家的天道论赋予天道以道德的属性,天道是道德化的自然法则,人间的道德规则与宇宙的自然法则是相通的,“礼”是道德规则,也是自然法则,所谓“礼者,天地之序也。”[4]宋朝理学家朱熹干脆说礼是天理。儒家尊礼为行为规范,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礼具有至上性、普遍性和权威性,依照儒家的观点,国家法律必须合乎礼,合乎礼的法律就是“礼法”.儒家“德治”思想的另外一个理论根据是“性善”论,重视人的内在约束机制(自律),信任教化的力量,为德治学说提供人性的根据。因此,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尊德礼而卑刑罚,是儒家一致的信仰。在儒家学者眼中,刑不过是惩恶于已然,而礼是禁非于未然,二者之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法家则明确否定社会秩序可以靠德化力量来维持,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认为,“明主之治国,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法家更否定儒家的观点,不相信靠一两个贤人的力量就能转移社会风气、决定国家治乱,怀疑德化的作用,反对儒家的有治人无治法,“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6]法家不需要缥缈不可期的办法,而重视客观的工具,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认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亦可以“一人心”.法家反对儒家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7]认为无异于慈母败子的溺爱,只能姑息养奸,韩非更以齐、魏仁慈招祸而亡弱的教训警示世人,并重申了管仲“法者民之父母也”的思想。基于功利角度,法家对德化、德教毫无兴趣,认为都不属于法律范畴,法家看重以最准确的程序、最便利的方法、最短的时间完成维持法律秩序的目的。法家更主张重刑,所谓“行令在乎严罚”[8]“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9]“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10]法家认为,重刑才能使人畏惧慑服,不敢以身试法,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忍一时之痛,可收长远之利。法家的上述主张是以“性恶论”为基础,其内在逻辑是,外在约束机制(法律)对人的自私(恶性)的制约远胜过内在约束机制(道德)的作用,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力作用抑制人的内在恶念,防止人恶性膨胀违法犯罪,众人成为守法良民,社会秩序自然和谐有序。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不仅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还各自寻找付诸政治实践的试验场。秦国重用商鞅厉行“法制”“重刑”系列改革,由弱至强,进而并吞六国,法家学说遂隆盛一时。“秦王扫六合”的结果,是形成绝对的王政,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法(律令),采取严刑峻法、信赏必罚的方针,以实效取信于民并治理天下。在法家看来,只要君主集中权力,并且把法律作为治国的手段,就容易奏效,如《管子·明法》明确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但历史经验证明,法家摒弃儒家教化的柔性力量,一味推崇严刑重罚,并非长效的治国良方。秦朝败亡的教训促使汉初统治者意识到,仅靠“律令”的强制力,过于僵硬,缺乏调和,终将失效,须寻觅妥协折衷的路径。
  
  二、“德法合治”传统的形成及确立
  
  远早于儒、法两家的“德治”“法治”争论,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法律是僵硬的,但德礼又过于软弱。《尚书》中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 德”,[11]又说“明于五刑,以弼五教”.[12]我国古代“德”的观念萌发于商周之交,西周立国之初,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可以视为关于“德法合治”的早期理论总结和实践应用。
  
  周公言“罚”,不再是夏商时期的“天罚”,而是将其世俗化,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落实到司法领域,形成如“三赦三宥”、区分犯罪的故意及过失、偶犯减免刑罚等慎重对待法律(刑)功能的具体做法,内含司法公正、罪刑相适应及量刑适中的法文化意蕴。西周“明德慎罚”的提出及实施,对后世统治者正确把握德、刑二者关系影响深远。
  
  春秋时期子产提出“宽猛相济”,丰富了“德法合治”的传统思想内涵。子产曾在病重时对继任者子大叔传授治国之道:“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13]孔子对此高度评价:“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4]子产治政二十六年,实行新的经济政策,重新划分地界,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广开言路行仁政,公布成文法,等等。其系列执政措施被后人誉为“至世之治”.子产“宽猛相济”的执政方针,其主旨与“德法合治”趋同,就是以德之宽、刑之猛,针对时局灵活调整治理之道,达到和谐的理政效果。
  
  孔子推崇子产,他也注意到政、刑、德、礼都是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只是他强调德礼为本,政刑为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不是绝对反对政令刑法,而是反对不道德、不人道的刑罚内容。孔子认为,好的法律应体现一种仁爱的精神,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5]孔子以后的儒家对于德、法的看法,渐趋于折衷。孟子明确地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6]表示二者不可偏废。荀子的儒家思想杂有法家观点,他提出“礼法”的概念,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17]作为道德的礼,是法的根本,是法的指导原则,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此种法律就是典型的“道德法”,即荀子提出的“礼法”,具体是指那些立法上体现礼的精神,司法上维护礼的价值的法律。荀子认为,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以及所谓的“礼义”.在荀子看来,不守礼义的人往往有违法作乱的危险,“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18]并且,荀子把礼义与“中”相提并论,“中”就是“中道”,法律合乎礼义就意味着法律合乎中道。
  
  儒法两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其差异不过是他们对于实现各自理想社会秩序的看法不同。儒法两家思想的调和,早就有其可能性存在,如瞿同祖先生总结的,法家固然绝对排斥德治,儒家却并非绝对排斥法律,只是不主张以法治代替德治而已。儒家经典中有多处“礼乐刑罚”相提并论,如“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9]礼乐刑罚甚至有连带关系。儒家一直不排斥采用德礼与法律交互为用的治国方式,重视教化引导与制裁惩罚、内在感化与外在规范的结合,既克服了政令刑法的僵硬,又弥补了德礼的软弱。这样的主张,于秦亡之后,比较客观地反映我国传统社会的现实需求。西汉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正统,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治国方略,以阴阳五行解释王道,以“天人感应”思想,阐释刑德之不可偏废,犹如阴阳不可独存,春夏秋冬也不可独占四时。德礼与法律渐趋协调融合,古代社会的“德法合治”思想得以确立。儒家思想为正统,法家主张也没有被摒弃,而是开始了儒家思想法律化和法律制度儒家化的实践,由此奠定我国古代法律“儒表法里”的基本特征,通过儒士们“引礼入法”的法律解释,以及司法官吏经义注律、春秋决狱等行为,儒家的经典精神不仅塑造官吏们的道德素养,也成为他们审理案件时确定罪之有无、刑之轻重的标准和依据,这些都使得国家的律令制度开始明显变化,国家的制度法被注入了大量的仁义道德、礼仪情理等成分,法律与道德紧密结合,互动交融。从此,我国古代法律的道德化倾向愈发明显,被学者称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或“儒学的法家化”.
  
  正是基于儒、法两家的理论交锋和实践应用,经过对德礼、刑罚作用的理性权衡,才有了古代社会的“德法合治”.我国自汉代之后,国家和社会治理始终贯穿着一条德主刑辅的思想主线。汉代确定“德主刑辅”之后,历朝各代虽针对不同社会条件有所调整,但基本精神没有改变。及至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成为治国方略,对“德法合治”进行进一步明确阐释。《唐律疏议》的颁行,更是高度体现了“一准乎礼”的立法宗旨,呈现出“礼刑并用”“礼法合一”的传统特征。宋明清各代,于“德法合治”的具体内容虽有调整,如明初朱元璋提出“重其重罪、轻其轻罪”,但未有实质改变。
  
  三、“德法合治”的当代应用价值
  
  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实践证明,我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合治”,凝聚着古人的思想智慧,于今天亦不乏借鉴作用。历朝各代的“德法合治”,都是围绕既定治国方略,贯彻实施于立法、司法以及具体政务领域,通过立法贯彻主流道德精神,以道德引领法律的导向,指导政务行为,以法律维护和规范人们的道德生活,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通过司法强化“刑教”,注重官员的品德,严格司法但体现仁爱的道德精神,权衡情理而弥补法律的僵化不足。先人的政治法律智慧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但判断其现实应用性的关键,还是要结合现代法治视角,准确理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二者在国家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在人类文明初期,法律与道德、宗教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古代中国如此,古印度、古希伯来等类型文明的法律文化亦然,可以说,这是人类诸文明于古代法律文化起源之初的共同特征。随着历史演进和文明进步,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或糅合,或分离,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法律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基于华夏文明与国家起源方式的不同,伴随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形态更迭,并没有如西方国家一样,法律与道德逐渐分离,相反,随着王权的强化,一些法律化的道德规范不仅没有回归道德领域,反而与法律制度互动融合,我国古代法律的道德化倾向愈发明显,国家规范体系呈现出双轨、复合的特征,出现“礼法并行”“德刑并用”辩证的治理方式,造就了法律体系的双重结构。
  
  正如清代学者严复所说,“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异译,着名文化学者梁治平以“刑”“法”“律”三字总结古代法律的演进历程。古代法起源的“刑起于兵”观点,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出现,战国时法家改“法”为律的法治变革,以及法律的道德化、法律的工具观等,都使得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治”迥异他国法律文明。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德治”差别更大,西方追求正义与平等,古代中国看重的是道德人格、富国利民,对宗法等级秩序的维护。西方思想家强调道德中“正义”内容,古代中国思想家特别强调道德中的“仁爱”,突出其与家庭、国家的联系。西方的自然法学派也极力提倡道德的法律化,他们所说的“自然法”,是指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即正义、公平、平等、自由、诚实、信用等。他们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合乎自然法,否则为“恶法”.与西方不同,古代中国的道德法律化,标志是“礼入于法”和“礼法合一”,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加之中西方对“道德”的理解差异,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注重将那些提倡个人权利和利益的道德法律化,而古代中国则注重把彰显国家利益和个人义务的道德法律化,更突出的差异是,古代中国的立法往往把一种理想化的、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儒家提倡“贤人政治”,注重“圣人”教育,让大家追求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达到道德的平等,这固然可期,其实很难做到。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律不仅是一种需要国家强制力公布并施行的规范,亦需要建立一套人们自觉遵循的道德价值体系,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构筑支撑,需要大多数群体的道德认同,仅移植西方先进的但并不适合本民族的法律制度、观念,而民众却依然以本土传统伦理道德为理所当然,难免会发生水土不服的现象。我们应该重视道德的作用,在立法上充分吸收道德的合理因素,使其支撑法律的正当性和应当性。古代中国无论法律的道德化,还是道德的法律化,都是基于儒家的天道自然观和“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儒家对“礼法”的追求,从根本上体现着儒家天道自然的价值观,所谓“礼法合一”的过程就是儒家自然法与国家制定法合二为一的过程,“礼法合一”的真义正源于对“善法”的追求。儒家的“善法”理念,结合现代法治视角,是值得吸收借鉴的。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和道德不能混淆,法律不能取代道德,道德也不能替代法律,法律不能植入过高的道德期望,道德伦理更不能居于法律上位。古代社会道德评价等同于法律评价,违反道德也就违反法律,甚至法律始终从属于道德,其作用是弥补道德礼教之不足,而不是以道德弥补法律之不足。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儒家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极端化的倾向,即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不仅强人所难,操作性差,实施难,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了严重后果,汉代盛行春秋决狱,以儒家经典的精神确定主观动机“心”之善恶,导致司法官员的主观臆断,任意出入人罪,东汉末期司法黑暗吏治腐败,与此大有关联。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用法律手段推行一种平实易行的道德规则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但法律义务的设定必须保持适当的度,这个度就是“底线道德”的判断,它是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提出的最低道德要求,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二者在治国方略上,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确定了新时期的“德法合治”.当然,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贯彻实施,特别在立法、司法、行政等具体问题上,如何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推动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性继承与创新,这将是个持久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本文系2015年北京行政学院学科建设课题---《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德法合治”研究》(课题编号:2015XKJ014)的阶段性成果。
  [2]中国古代的“刑”“法”“律”三字,语言上可以互训,都可表达现代词语“法律”之义。
  [3]瞿同祖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10页。
  [4]《四书五经》(《礼记·乐记》篇),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67页。
  [5]《四书五经》(《论语·为政》篇),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67页。
  [6][9]《商君书》,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8页,第75页。
  [7]《孟子》,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9页。
  [8]《管子》,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4页。
  [10]《韩非子》,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3页。
  [11][12]《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21页、358页。
  [13][14]《四书五经》(《左传·昭公二十年》篇),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21页。
  [15][19]《论语·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1页、158页。
  [16]见前引[7],第128页。
  [17][18]《荀子》,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页、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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